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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在北大荒插队六年，在大中小学任教十年。曾先后任《小说选刊》副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著有各种杂书百余部。曾获全国、北京和上海文学奖及中国好书奖、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近著有《燕都百记》《天坛新六十记》。

　　前门一带，胡同名带水之意的不少，比如鲜鱼口、三里河、水道子、薛家湾、小桥等，都和明朝正统年间洪水泛滥，在前门楼子东侧的护城河决堤开口挖泄洪河有关。深沟胡同以前也是这样一条泄洪的旧河道，洪水泄去，河道干涸，形成深沟，沟两旁盖起房，渐成胡同，由此谓名。相比鲜鱼口、三里河、水道子、薛家湾的胡同名，深沟显得有些土，有些直白，但更实，更具体，活画出当时的情景。

　　当时泄洪的河道，都是从我们西打磨厂老街冲出而向南，最宽最出名的三里河，便是从老街西段长巷头条冲出，进而到鲜鱼口，再到北桥湾儿。但老街上的胡同名字，如今尚有当年洪水泛滥痕迹的，只有深沟胡同一条，可以让人遥想往昔。地理意义上的老地名，虽土虽直白，却含有历史的轨迹和肌理。

　　深沟胡同，呈斜对角，在老街中路交会，被老街拦腰截断，分南北两截，被叫成了南深沟和北深沟，仿佛兄弟俩分家，各立门户。南深沟南通兴隆街，北深沟北通后河沿，连接老街南北。

　　南北深沟，是老街重要的节点，地理位置重要。住在它以东的人家，一般去鲜鱼口、大栅栏或珠市口，会走南深沟，觉得很快就能到了鲜鱼口，两旁商户密集热闹；如果到大众剧场看评戏，肯定更会走南深沟，因为近便；去前门火车站，肯定要穿过北深沟，沿着后河沿，在鸭子嘴处往北一拐，抄近道，比走出老街西口，过御河桥，在前门楼子前绕一圈近很多。

　　老街坊管这里叫深沟儿，带儿化音，省略了南北二字，让兄弟俩合为一体，透着亲切感。这里曾经是老街的商业中心：北深沟西边有块往里面凹的弹丸之地，挤着三家小店，像是挤着小小的三瓣蒜，分别是和记杂货店、力胜永油盐店、泰丰楼肉铺。别看店都只有芝麻粒大，名号起得都不小。泰丰楼肉铺把着北深沟口，掌柜的是胶东人，说话有浓重的口音，人很和气，特别爱和我们小孩子逗着玩。

　　三家小店西边，是北京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的一家国营副食店，买油盐酱醋打芝麻酱，人们都会到那儿去。那儿还卖肉卖鱼卖菜，冬天卖储存大白菜，店里店外，大白菜一直堆到街上，小山包似的。飘雪天，雪白菜绿，是它最壮观的时候。老街上，大车店里那些排子车派上了用场，雪地上，出现一道道运菜的车辙，通往各个大院，成为它联系各家最醒目而难忘的轨迹，刻印在老街人们五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记忆里。

　　这就更看出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了，不仅对于住在它以东的人家，住在它以西的人家，也就一条老街的人，居家过日子，都得到这里买肉买菜买油盐酱醋买冬储的大白菜。

　　对于我们小孩子，更感兴趣的，自然是紧靠着副食店，有家叫作信大的小人书铺，一分钱借一本，坐在店里看，借回家看，两分钱一本。那里是我文学最初的启蒙地。它里面还有克朗棋，都是大孩子甚至是大人们玩，一闹一静，打克朗棋的和看小人书的，各得其乐，互不干扰。

　　把着南深沟北口路西，是一家叫广玉的老饭馆，民国时期就开在那里。把口路东，是家自行车修理铺，外带电焊的生意。它旁边还有卖芸豆饼豆汁和爆肚杂碎汤的几家小铺，对面还有家专门给唱戏的做行头的盔头社，给练把式练武术的做木制刀枪的小铺，给锦旗做金黄色线穗子的小店。店都跟豌豆公主似的，一丁点儿大，门窗四开，即使什么都不买，站在门口看看，花样挺多，五颜六色，像看色彩缤纷的拉洋片一样，也是一乐。

　　可以说，这里是老街的一个小小的集市，离家近，来去方便，吃的喝的用的玩的乐的，带点儿文化的，带点儿艺术的，俗点儿的，雅点儿的，这里全有了。再早多一点儿的日子里，三家店前的空场上，还有摆摊代写书信的。不管你是想写封平安家信，看本小人书，打盘克朗棋，喝碗杂碎汤，打个牙祭，喝点儿小酒，或是修个自行车，到这里捎带脚都办了。要是碰上个熟人，还可以斗斗嘴，聊聊天，数落数落心中的怨气，骂骂你想骂的人和事。

　　小时候，除小人书铺，我特别爱到修自行车铺去，铺子是修车人家的外屋，露天，修车的师傅，外带干点儿电气焊的活儿，电焊时喷出的蓝色火苗，像烟花一样好看，散发出的气味儿格外好闻。我特别爱闻那种气味儿，用当时语文课上新学的词儿，真有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车铺里住着一个小学同学，眼角有块疤，外号叫“疤瘌眼儿”，好多男孩子路过车铺，不管看见没看见他，都会没来由冲着车铺大声叫喊着：疤瘌眼儿，开茶馆儿，一喝喝了三大碗儿……然后，撒腿就跑。如果“疤瘌眼儿”听见了，跑出车铺，会疯狂地追这帮孩子，这帮孩子会穿行在老街上，崩豆似的，撒了欢儿地追逐打闹，呼叫不止。

　　这是家馆，占地不小，很有些年头，从我小时候到老街拆迁，半个多世纪了，它一直都在那儿，把着南深沟北口的西边，正对着副食商店。它生意一直不错，人流不断。想想老街西口的东兴居，老街中段的福寿堂，那些曾经声名显赫的大饭馆，都早在几十年前就不见踪影，它长流水不断线，还能挺立在这里，算得上是奇迹了。

　　在老街上曾经有过的大小饭馆里，它是一块活标本。就跟说前门必要说前门楼子一样，说起深沟来，必要说广玉饭馆，仿佛它是深沟这一带醒目的地标。老街上的街坊，进去里面吃饭的不多，但没有人不知道它的。记得那时候如果有人头一次找我们粤东会馆，街坊们都会告诉他：进老街西口一直往东走，看到广玉饭馆的招牌，就快到粤东会馆了！

　　后来读清末的《都门记略》一书，看到里面记载深沟那时有一家饭馆叫珍味斋，也是一家馆，不知道是不是广玉饭馆的前身。按照《都门记略》的记载，清咸丰年间，珍珠斋是一位从绍兴来京参加会考的文人，没有考中而弃文从商，在这里开了店，他用祖传秘方炖制的一种南味食品，卖得很不错，常常是顾客盈门，店越来越出名。以后，此店更名为四合居，又改做广玉，是我小时候见到的名字了。

　　老街上，一般饭馆的厨房在后面，所谓后厨。广玉饭馆不一样，它的厨房在前边，而且是明厨，临街。天热的时候，窗户四开，好像诚心要让大家看见，吸引人们进去吃饭。炉火闪烁，油烟四起，蒸汽翻腾，厨师颠勺翻炒的忙碌样子，一览无余，好像在上演煎炒烹炸的一台大戏。炒菜爆出的香味，和炉火冒出的烟火气，更会像放学之后一群调皮的孩子一样闹腾腾地蹿到街上，横冲直撞到过往人们的鼻子里。特别是入秋之后，爆炒羊肉的香味，夹杂着一股膻味，尤其是出锅前烹的那一点锅边醋喷发出的醋香味，几路夹击，一起冲撞出来，毫无遮掩地散布在街面上，成为那个季节里深沟经久不散的独有味道。

　　读初中的时候，赶上连年自然灾害，肚子里空荡荡，总觉得饿。有一天下午放学，肚子咕咕叫得厉害，我没有禁得住诱惑，进去买了一碗盖浇饭。大师傅很熟练地从饭锅里舀出一碗米饭，然后掀开一口锅的锅盖，舀出一勺黑红黑红的东西，极其夸张地把勺子高高举过头顶，把这股稠乎乎的浇头儿准确无误浇在米饭上。冒着热气的浇头儿，滑下来一道弧线，如果是彩色的话，真像一道彩虹，看得我发愣。对于这样一碗最便宜最简单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显示不出任何厨艺的盖浇饭，大师傅似乎不甘心，戏不够唱来凑一样，大师傅要用这样唱戏一般的身段和招式，弥补饭菜质量和厨艺的不足。

　　那一碗盖浇饭，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在之前和以后，我都没有吃过盖浇饭。记忆最深刻的是，米饭上面黑乎乎、浓浓的芡汁里，有几片海带和两片肥肉。真的，吃起来，怎么那么香？

　　我端着热腾腾的盖浇饭，在靠窗的桌前坐下，恶狼扒心一般吃着，忽然，窗前有一个影子，借助黄昏时晚霞的余光，沉甸甸压在这碗盖浇饭上。抬起头一看，是弟弟，脑袋趴在窗玻璃上，正瞪着眼睛看着我。我和他四目相对，特别尴尬。只是在和我的目光相撞之后，他转身走了。

　　那时候，我上中学，每月家里给我三元钱，两元钱买公交车月票，另一元钱零花。弟弟还在上小学，没有这三元钱。正因为我有这三元钱，才能够跑到广玉饭馆来，奢侈地吃一碗盖浇饭。

　　那一晚，回到家，十分害怕弟弟当着爸爸妈妈的面，说起我在广玉饭馆吃盖浇饭的事情。我饿，他就不饿吗？

　　一连好几天，弟弟什么也没有说。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进了肚子里，却再也不敢独自一人去广玉饭馆了。

　　北深沟南口西的三家小店前，摆着一辆卖炸糕的小推车，冬天兼卖烤白薯，腾腾的热气，缭绕着旺盛的人气儿，每天早晨，准时准点，出现在这里。比公鸡打鸣都准！这是泰丰楼肉铺卖肉的山东汉子说的话。虽然小推车主要挡住他家大半个店门，卖肉的从无怨言，更不会把炸糕摊赶走，相反和卖炸糕的小贩相处得很好。卖炸糕的小贩是个河北正定来的汉子，过意不去，常递过几个炸糕，让他尝尝自己的手艺。卖肉的笑纳，却一定要给钱，不给钱，吃不下。这就是那时候胡同里的小生意人，让人觉得亲切，有古风，有足够的信任感。

　　我偶尔去那里买炸糕当早点，五分钱一块，黄黏米面，炸得外焦脆脆有声，里面绵软可口，自己糗的豆馅，颗粒感十足，沙沙的，又甜又有嚼头。我妈妈偶尔去肉铺买肉，每一次，只是买两毛钱的肉，晚上等我爸下班回家炒一盘肉菜。卖肉的山东汉子，会切一长条肉，虽然很薄，薄得能透亮，却是肥肉瘦肉都有，红的红，白的白，那么好看，提在手里，像飘着一条缎带。

　　我读小学六年，卖炸糕的小推车，每天早晨，一准儿会出现在三家店前。读初一，忽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小推车还在三家店前面，卖炸糕的人不见了。有他的时候，大家没觉得什么，没了他，一下子不大适应，像是被忽然闪了一下。其实，附近也有卖早点的，油条包子什么的，但没有卖炸糕的。街坊们开始想念那个河北来的汉子，到肉铺买肉的时候，问卖炸糕的哪儿去了？生意做得挺好的，怎么说没影儿就没影儿了呢？

　　还真是家里有事了。他老婆在老家村里带孩子，伺候老人，突然得了什么急病，人还没送到县城的医院，就死在半路上了。

　　他匆匆忙忙往家里赶，连小推车都没顾得上处理，只是跟卖肉的说了声，就要往火车站赶。前门火车站，离我们这里很近，穿过深沟北口，沿着护城河边往西走一点儿就到。他这突然离去，让卖肉的愣在那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等他醒过神来，赶紧把这一天卖肉的钱都划拉在手里，追出门去。旁边和记杂货店和力胜永油盐店的掌柜的，也听到了卖炸糕刚才说的话，都走出来，塞给卖肉的一点儿钱，什么话都没说，就让他赶紧追卖炸糕的。卖炸糕的心急走得快，快到火车站了，卖肉的才追上。

　　听了卖肉的讲完，街坊们都不住地感慨，三家店的掌柜的，都是好心人。卖肉的听了大家的夸奖，连连摆手道：都不容易，人这一辈子，不知会遇到什么事。这点儿钱，连添只蛤蟆添点儿力都谈不上，就是一点儿心意。

　　卖肉的又说：就这么想吧，都说压垮骆驼的是最后一根稻草，但这一根稻草，兴许也可能让骆驼别倒下。

　　卖肉的这话，一时在街坊们中间流传。三家小店掌柜的这一善举，让深沟胡同有了点儿名声。

　　很长一段时间，卖炸糕的小推车，一直停放在肉铺门前，谁也没有把车移走，似乎都觉得卖炸糕的河北汉子，有一天早晨，还能出现在这里，给大家炸他那好吃的炸糕。

　　南深沟东一点，紧靠修车铺旁边，路南有一条钱串胡同。胡同口，挤着卖芸豆饼卖爆肚杂碎汤的几家小店，就像我们小孩冬天爱玩的“挤狗屎”一样的游戏，挤在一起，抱团取暖，把胡同口都堵住了，路过时，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到这条窄窄的小胡同。

　　这是一条死胡同，很短，很窄，很低洼，挡住了三面的光线，只留下朝北的一条缝，幽暗得很。胡同取名钱串，有点儿反讽的意思，因里面住着很少几户逼仄的贫寒卖苦力的人家，钱串子，只能在梦中。

　　其中一户人家姓常，他家有个女儿叫玉英，和我同在三中心小学上学，只是不在一班。她长得其貌不扬，但不难看，胖乎乎的，见人爱笑，不招人讨厌，也不招人怎么喜爱。老街上，这样的女孩子很多，平平淡淡，是当时也是以后一生恒定的样子。我对她印象不深，也从来没去过钱串胡同。小学毕业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再次见到玉英，是“文革”开始之后，她突然出现在我们粤东会馆，找我们大院的雨生。雨生和我一般大，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小学和初中都是同班同学，高中时候，他考入了二十九中，才不在一起了。他长得高大英俊，爱打篮球，初中时候曾是我们学校篮球队的队员。没有想到，他和玉英一直有联系。后来，我明白了，玉英初中高中都在二十九中上学，高中还和雨生同在一班。

　　但是，高中三年，玉英和雨生都没怎么说过话，真正来往密切，是“文革”开始之后。那时候，讲究出身，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时候，教室门口站着，对每个进教室的同学都要问出身，其实他们早都知道，但每天还是要问，要的就是看看你回答时候的狼狈相，显示自己的这点儿趾高气扬。出身“红五类”的进教室的前门，出身“黑五类”的进后门。我们粤东会馆的孩子，出身好的不多，雨生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以前都参加过，自报出身之后，自然得灰溜溜走教室的后门。那天，玉英见义勇为，冲着教室门口把门的叫了声：凭什么呀！他爸爸是，他又不是！上前，想把雨生拉回来，玉英又叫了一声：出身不能选，道路可选择！这也是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说罢，她一把拉住雨生的胳膊，把他拉进前门。玉英出身贫苦，根正苗红，谁拿她也没办法。

　　就是这一吼，这一把，这一拉，两个人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雨生去没去过钱串那条死胡同，我不知道，但明显见玉英来我们粤东会馆的次数见多。

　　一年半之后，上山下乡浪潮开始涌动，1967年的冬天，雨生报名去了甘肃山丹军马场，是我们粤东会馆第一个离开大院奔赴外地的孩子。那天晚上，我们院里的孩子几乎倾巢而出，都怀着兔死狐悲的心情，去北京火车站为雨生送行，因为大家都清楚，用不了多久，我们都会像雨生一样离开家，像随风飘飞的蒲公英一样，不知道会到什么地方去漂泊。

　　那时候，我们去北京火车站，一般到前门老火车站前的广场，乘坐20路公交车。我们一帮孩子，浩浩荡荡送雨生来到前门，夜色明媚，灯光璀璨，好像前景一片光明。20路车进站了，我们一个个走进车厢，就在车门关上的那一刹那间，见一个人跑了过来，双手扒开就要关死的车门门缝儿，泥鳅钻沙一般，挤进了车厢。我不知道雨生看见没有，我是看见了，是玉英。

　　玉英一直跟在我们送行人的最后面，从老街一直跟到公交车站。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她，也许，只有雨生脑袋瓜后面长眼，看见了她一直跟在后面。只是，他装作没看见。

　　那一晚，火车站的月台上，送行的人很多。灯光显得没有外面的街灯明亮，雾气蒙蒙的，有些凄迷。也许是因为来给雨生送行的人多，雨生很少有空单独和玉英说点儿什么，但多少应该有点儿表示才好。我却见雨生似乎并没怎么在意，玉英似乎也没怎么在意，只是悄悄地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错眼珠儿地看着雨生，不知心里在想什么。

　　火车驶出站台，渐渐消失在夜色中的时候，忽然，听见一阵失声大哭，那哭声吓了我一跳，回头一看，是玉英。

　　我再也没有见过玉英。听说后来她和我一样，也去了北大荒，只是不知道具体在哪个农场。

　　多年之后，我见过雨生，说起玉英。他笑了笑，没说什么，好像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我却总也忘不了1967年冬天那个夜晚，玉英一脚挤进20路公交车的身影，火车驶去后玉英号啕的哭声。

　　阴差阳错！说得云淡风轻。这真是个好词，很多一时说不清道不明，或说得清道得明但不想说清道明的事情，都可以用这个词。

　　钱串胡同里，还住着一户人家，姓王，有个闺女叫翠华，和玉英都在二十九中上学，只是比玉英小三岁。玉英上高三的时候，她上初三，和我弟弟，还有住老街同泰店的张国英是同班同学，也是要好的朋友。上学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常在一起玩，有时候，还会到我家一起学习。

　　三人中，王翠华个子最矮，胖乎乎的，在班上不大起眼；我弟弟调皮爱玩，是先农坛少体校足球队的；张国英1米75，个子最高，在少体校打篮球，1965年国庆节的仪仗方队中，她站在彩车上，和另一个排球队的男同学，一起高举红旗，经过接受检阅。

　　很显然，在学校里，张国英出类拔萃，显山显水。初三要毕业的时候，“文革”爆发，老街乱了。她家住的同泰店大院，是张国英姥爷的，这样资本家出身，一下子更显山显水，不容分说，全家五口一锅烩，都被赶回河北香河农村老家。

　　第二年，上山下乡伊始，第一拨是去北大荒兵团。我弟弟和王翠华一起给张国英写了一封信，劝她赶紧回北京，到学校报名，去兵团，起码每月有32元工资，总比回老家的乡下好。不知我弟弟怎么想的，是缺那4分钱呢，还是恶作剧式的开玩笑，他只在信封上贴了一张4分钱的邮票，照葫芦画瓢，画了一张4分钱的邮票，贴在信封上那张真邮票旁边。信还真的寄到了张国英的手里，只是要她补交4分钱欠下的邮资。

　　张国英那时候哪有这种开玩笑的心情。全家的户口，都已经从北京迁到了香河农村，没有北京的户口，怎么去北大荒兵团？再加上自己的出身，她根本不抱这个希望，只是希望能尽快地把全家的户口从香河再办回北京。她觉得他们全家都太老实了，当时听人家一吓唬，就老老实实地回老家来了。同泰店的房产，又不是自己的，不是父母的，是姥爷的呀，即便姥爷是资本家，当初姥爷经营的布匹，那么多年一直都是在悄悄地支援八路军了呀！这样的功劳就不算了吗？那一阵子，张国英常回北京申述，没少回老街，跑派出所和办事处。每一次，都是骑自行车，从香河到北京，又从北京回香河。因为同泰店的房子已经被人侵占，在北京没有落脚之地，她都是当天来，当天回，披星戴月，来回一百多里地呀！那年，她还不到十七岁。

　　1968年春末，这一天，她又一次骑车从香河回到北京，回到老街，办完事，天黑了，还突然下起大雨。这让她一筹莫展。这样的大雨，怎么往回骑呀？不往回骑，今夜又能住哪儿呢？望着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北京和熟悉的老街，心头忽然涌出无家可归的凄凉感觉，直想落泪。

　　就在这时候，雨雾中闪过一个人影，走近一看，是王翠华。王翠华知道她家的情况，二话没说，一把拉着她，把她拉进钱串胡同她的家。

　　这一夜，张国英和王翠华挤在一个被窝里。在同泰店宽敞的家里住惯了，张国英没有和别人挤在一个被窝的经历。而且，屋子低矮又潮湿，被子僵冷如铁。但是，张国英非常感动，她知道王翠华家就是这样的条件，同住老街，人和人，生活和生活，思想和思想，情感和情感，之间一直存在这样差距的。只是平常的日子，这样的差距被表面的平静所掩盖；只有在特殊的日子里，才会凸显，见真章。今天，偌大的北京，整条老街，那么多曾经熟悉的人家，只有王翠华在大雨中命定般出现，并那样爽快地接纳了她。躺在冰冷的被子里，张国英的心里感到了温暖，她能感受到紧靠自己王翠华的体温。窗外的雨下着，扑打着窗子，哗哗地响着，和着她和王翠华怦怦的心跳。

　　经年之后，我们都已经老了，只有往事依然年轻，因为往事中的我们那时候年轻。张国英对我说起五十多年前春末雨夜的往事，对我说：就这一件事，就这一夜，一辈子我都忘不了，一辈子我都会记住王翠华，感谢王翠华。

　　我对张国英说了这几句歌词。她听后很是感慨。是啊，在这个世界上那悲伤与欢乐，你有你的原则有你的选择。

　　偶然读到梅贻琦的一句诗：“月下无人自煮茶。”想起另一句诗，是马一浮写的：“独背春风自著花。”诗的意思有些相似，都是孤独心境的一种自况，和唐诗“独钓寒江雪”，有着情绪相传的一脉连续。不过，一个是茶，一个是花，一个是雪，以此作为比兴，既是眼前景，也是心中思，完全中国化的意象。

　　相比较三首诗的前半句，梅诗是：“筵前有酒君共醉，月下无人自煮茶。”马诗是：“空庭老树无人见，独背春风自著花。”唐诗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会发现，三位的意思，又不尽相同。后两者更相近些，空庭老树和孤舟笠翁，是一个意思的两种写法，一种画面的两种笔墨，都是衬托和对应后一句的“独背”和“独钓”，即与孤独互为镜像。

　　而梅诗不同，前半句是大家在一起的情景，即有人则有酒共饮，无人则无酒煮茶。显然，这不是渲染孤独的心情，而是旷达、达观的一种表达。我是赞同这种表达的，因此，更喜欢梅贻琦的这句诗。

　　想起我一位老街坊。他住南深沟。相比较北深沟，南深沟的路面宽也长些，房子也好很多，尤其在南端，不少是独门独户的小四合院。前些年，老街拆迁在即，我有好久没见到他。他比我年长几岁，就住在南深沟南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四合院里，房子是他父亲当年在前门大街开一家竹木器店赚的钱买下的。前两年，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住在这里，人老了，朋友也都老的老，走的走，门前冷落鞍马稀，日子过得越发孤独、凄凉。他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早都各自成家，都劝他赶紧签了拆迁协议书，换成楼房，或者换成现钱，到他们那里住，也好照顾他。但是，他不同意，也不同意搬迁，就独自一个人住在这里，小院不大，而且已经很破旧了，但他想毕竟是他父亲留下来的唯一念想。

　　孤独，是人生中的一种常态，尤其人老的时候。对付这种孤独，梅诗说的自煮茶，他也有属于自己的招儿，便是说快板。他这人没别的爱好，从小爱说快板，是跟着戏匣子里播放的快板书，一字一句学来的。他这人有意思，一辈子就说一段快板《劫刑车》，以前甭管到哪儿演出，总是《劫刑车》。上中学的时候，和侯宝林的儿子侯耀文，一起在广和剧场演出，侯耀文说的相声，他说的快板，还是这段《劫刑车》。尽管后来侯耀文出名了，他只是工厂磨砂工退休，但那是他的高光时刻。

　　我就是在广和剧场演出时认识的他。我演出笛子独奏，那时，我上初中二年级，他已经上高二了。

　　每次我去南深沟的小院找他，他总会我给说这个快板《劫刑车》。起初，他找出他的那副磨得油光锃亮的快板，能一口气说出整段的《劫刑车》。最近这两年不行了，快板找不着了，只能说其中几句了。毕竟老了，年龄不饶人。

　　如今每一次去，他给我说的都是这几句：“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哗啦啦，雨过天晴散了热，好一阵大雨似了瓢泼……”紧接着又说“升官发财坐汽车，外出还能带俩老婆……”说得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每一次去，他都会对我说这几句。说完后，他哈哈大笑，问我说得怎么样？有点儿李润杰的意思吧？然后，他又会对我说：后来，李润杰把“还能带俩老婆”这句词儿给改了。你说那不是真实的怎么着？是你想改就能改过来的事吗？眼下，看那些贪官腐化，俩老婆？多少个老婆小三小四的，不都让他们给呼搂了？说罢他又哈哈大笑。

　　每一次，去他的那个小破院，他都会对我说这几句《劫刑车》。这是我们见面的保留节目。它带给他童年和少年的回忆，带给我和他友谊的回忆。

　　然后，他才想起给我倒茶。其实，那一壶茶早就沏好了，在壶里泡了老半天，茶水都泡淡了，他自己一直一边喝着，一边等着我的到来。那个茶壶是把提梁壶，白釉面上画着几个古装美人。他说这是把老壶，是他父亲留下来的，差点儿没让他儿子拿到潘家园给卖了。

　　中秋节前的一个晚上，提点儿月饼，拜访他，从南面兴隆街进的南深沟，这里前些年已经翻修一新，所有的电线都埋在地下，新修的路面，平整光滑，所有院子的门面也都油饰一新，和童年少年时的南深沟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走在路上，觉得不像以前的南深沟了呢。只是他的院子里面，还是如以前一样的破旧。

　　这一次，在他的小破院，没听他说这几句《劫刑车》，已经有两次没听他说《劫刑车》了，觉得缺了点儿什么。我问他：怎么不给我说说你的《劫刑车》了呀？他摆摆手说：都……都老掉牙的玩意儿了。他今年八十一了，是老了，忘性大了，说话也不大利落了。我看得出来，他已经记不清《劫刑车》这几句词儿了。但是，他没有忘了给我倒茶，茶还是沏在那把老提梁壶里，月光下，茶和壶闪闪发亮。

　　不知为什么，说起南深沟，立刻会想起胡同里面住着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叫孟霭云，一个好听的名字，一个漂亮的女孩。她家在南深沟南端路西，一个独门独户的小四合院，只是我从未进去过。小学六年，矜持的她也从来没有邀请我进去过，甚至都没怎么和我说过话。小学毕业，我考入汇文中学以后，再没有见过她。无数次走过南深沟，只要走进胡同口，便会想起孟霭云。经过那个门口蹲着抱鼓石门墩的小院，都会忍不住望望，想象着小院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孟霭云又会变成了什么样子。

　　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似乎我一下子就变得两鬓苍苍，少年时代像一个不真实的梦，远远地跑走了。

　　前两天，我回母校汇文中学，和我当年在这里读书时一般大小的同学座谈。座谈结束，主持活动的一位年轻女老师对我说：我家离您小时候住过的西打磨厂很近。我问她：你家住什么地方？她说：南深沟儿！南深沟儿，只有老街上的人才会叫南深沟时候加个儿化音。一下子，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仿佛回到了老街，回到了童年和少年。

　　我和她并肩走出礼堂，走出实验楼，穿过新建不久的教学楼大厅，向学校大门走去。光顾着和她说话，竟然那样有失礼貌地把身后的老师忽略，忘记和她们打招呼。

　　一路上，她告诉我，她在前门小学、前门中学毕业，考入汇文中学，毕业后考入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又回到汇文当老师。我说我也是在前门小学读上的学，那时候，叫三中心小学。我告诉她，学校以前是座庙。她有些吃惊望望我，我对她说：我们不仅是老街坊，还是小学和中学的校友呢！

　　我问她：你知道南深沟北口的广玉饭馆吗？她一下子兴奋地笑着说：那里的鱼香肉丝最好吃。我也笑了，我小时候，那里没有鱼香肉丝，只有盖浇饭。

　　我又问她：知道南深沟北口的修车铺吗？她摇摇头，说：胡同口有一家报刊亭，每一期《儿童画报》，我都是从那里买。我小时候，那里没有报刊亭。我告诉她老街有家邮局，每一期《少年文艺》，我都是从那里买。

　　她对我说：我看过您写的正义路，以前我也常去正义路玩，读书，我也有故事，发生在正义路。我想，怎么没人写写正义路呢？终于，等到了，有写的了。说完，她望望我，近视镜片后清澈的眼光，让我感动。正义路有幽静的街心花园，离老街很近，那里居然也有我们都曾经走过的足迹，和年少时怦怦的心跳。

　　我问她：你家原来住在南深沟哪儿？她说：就在銮庆胡同口的边上，对面就是西墙缝胡同，不知为什么，我们都管它叫糖胡同。

　　回忆，总会让人兴奋，更何况，回忆中有我们共同的经历，尽管她和我相差几十岁，汇文高中毕业，她比我低四十七届。

　　我“哦”了一声，脑子里立刻闪现出南深沟的地图，知道她家在胡同南面，便对她说：你家前面一点儿，也在路西，也有一个小四合院……

　　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时光穿越，情景置换，竟然有些恍惚，站在我面前的她，像是孟霭云。

　　北深沟旁边的三家小店，早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就先后消失，飞速变化的生活，不断出现在老街上的副食店百货店早点铺，不可避免地取代了它们，让它们只存活在我和老街坊们的记忆里。

　　再去老街，北深沟被堵死。副食店小人书铺修车铺盔头社刀枪铺旗穗店，包括卖爆肚豆汁杂碎汤和芸豆饼边上那条叫钱串的死胡同，早都没有了。南深沟整修一新，新铺的路面，整齐洁净，北口东边的房前，有一架紫藤，春天的时候开满紫色的花，在风中像紫蝴蝶翩翩飞舞。路口陈放着修路时从地下挖出的石磨等好多老物件，旁边新栽的花草芬芳，水池里还有金鱼。

　　它西边的广玉饭馆没有了。记得前些年来，老街拆迁之时，它顽强还在，模样未变，只是改了名，叫唐蕾餐厅，疑似是位叫唐蕾的私人承包了。

　　南深沟，北深沟，地名还在，簇新的胡同木牌子，嵌在仿旧的墙面上，但是，没有一处还能存留一丝往昔记忆中的影子了。

　　老街静静的，我在那里站了好久，希望能碰见个老街坊。没有，只有一个保安，在水池前来回踱步，我们彼此对视，相看两不厌。